曾洪伟：与死神拔河的人
2018-02-02 00:00
成都日报2018年2月1日第14版刊登了我院妇产科重症医学科主任曾洪伟和他的团队，原文转引如下:
曾洪伟，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妇产科ICU主任，他就是与死神拔河的人。他所带领的团队抢救的，是以产科和妇科危急重症为主的女性患者。
2017年，成都市的孕产妇死亡率降到4.66/10万例，创历史新低，且低于北京、广州、深圳等多个一线城市同一年度数据，达到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。作为成都市孕产妇救治专家组成员之一，曾洪伟带领团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被捆绑的周末
约曾洪伟做采访，是件不易的事情。一次遇到突发抢救，一次又是紧急会诊，最终确定下来，是在1月21日星期天下午。那天成都难得地出了太阳，全城的人都涌到户外，把身体舒展在阳光下。这天曾洪伟却在家睡了个懒觉，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像得到个奢侈品。
就在前一天，他赶回医院，指挥了一次抢救，整个周六，就在紧张中度过。
病人是个28岁的孕妇，几天前来孕检，门诊医生发现她血压特高，明确有孕高症，立即被收入住院，很快转到ICU，控制好后又转回普通病房。此病人在入院前两周体重从150斤增加到170多斤，“过度肥胖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变化快，她体内水肿是病态的变化。”若继续怀下去，生命风险非常高，1月19日，医生为她提前做了剖宫产，婴儿送入新生儿科，在暖箱里继续发育成长，而产妇又一次送入ICU。
进入ICU的病人有个特点，尽管一切生命体征都在严格的监控之下，但病情说变就变。20日早晨8点，护士在为她擦洗时，发现她反应不好，手脚力量差，立即通知医生。医生一看，两只眼睛的瞳孔都不等大了，有脑疝的特征。就在医生检查的时候，病人就叫不答应了，从昏睡发展到浅昏迷状态。抢救立即启动。
曾洪伟接到电话，仔细听医生将情况描述后，马上发出抢救指令：1、用甘露醇；2、做头颅CT；3、若呼吸不好立即做插管；4、跟家属和产科沟通；5、将监护仪记录调出来，从下半夜开始每15分钟一次查看……一边吩咐，他一边换衣服，噔噔噔冲下楼，开车前往医院。
“监护仪上的记录都没有显示出有问题，CT检查发现，病人全脑水肿，都形成脑疝了。”抵达医院，对症抢救已经展开，他请了产科、神经内、外科专家来会诊，其他专家也证实了他的判断：孕高症引起的颅内高压。他指导医生为病人进行脱水，“脱了5000毫升，颅内压终于下来了，双侧瞳孔对称了。”
准确说，这种病的名称叫“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”， 曾洪伟说，是一种很特殊的病，多见于孕高症妇女，“严重颅内水肿后，就产生了意识障碍。”如果判断不准确、抢救不及时，病人很容易丢掉性命，而这名产妇的生命，在曾洪伟与死神的拔河赛中被拉了回来。
在病人看来，发生状况，医生实施抢救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医生的职业赋予了他们的职责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医生牺牲了很多原本应该拥有的自我。曾洪伟说，周末、节假日基本就是个概念，“随时都可能发生抢救事件，作为重症医学科主任、成都市孕产妇救治专家组成员，有抢救必须上，节假日也要待命，如果想离开成都，那就必须报院长批，什么时候走、什么时候回来都需要写清楚，还不一定能走得脱。”他说，基本上属于“被捆绑”的。
炼成最好的“拔河选手”
毋庸置疑，在整个成都市属医院中，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的妇产科重症医学科是最好的，有很多此前认为“必死无疑”的孕产妇在这里起死回生。能把濒临死亡的病人通过抢救拉回来是件了不起的事，但曾洪伟说，要做到真正了不起，其实是要做到尽量不让后面的大抢救事件发生，“在医学上，我们称之为‘预处理’，就是能够预见风险点，有针对性地处理。这是需要历练的。”
曾洪伟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，在内江一边当老师教外科学，一边做外科医生，1992年才辞掉教职专门从医，在医院分管急诊和ICU。这几乎是医疗上的两个极端：急诊要求在有限时间里对疾病做出准确判断，而ICU要求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把危重病人抢救回来。为了做好这两份工作，他除了外出进修了两年半外，还主动申请去各个科室轮转，目的是充分了解各种不同疾病的处理方法。那时他已经是副高职称，“科室主任的年龄都跟我差不多，我还在和刚毕业的医生一起轮转，但我知道我想做的是什么，一点都不觉得丢脸。”
有一个急诊事件让他深知医生的临场应变多么重要。一次他到距离城市40多公里的偏远山区出诊，病人是名乡村医生，有慢支炎和肺气肿，因为喘不过气了才拨打120求救。他赶到后，用听诊器一听，判断是气胸，可当时的救护车上设备很简陋，没有放气的设备，如果拉回医院抢救，病人恐怕会死在半途。他灵机一动，找来一个输液器、一个长针头，还有一个装满液体的输液瓶，将瓶中液体倒掉一半，用输液器连接到瓶内，然后用长针头为病人放了气，紧接着把病人转回医院。
就是这灵机一动拯救了那个乡村医生，“就地取材、打破常规，医生需要这种应急能力和应变能力。”他说，急诊和各科室轮转的经历成为他的一笔重要财富，从这段经历中，他学会了多角度去思考，“从这个病人身上还可能出现哪些问题？有怎样的办法去解决？”在市妇儿中心医院当ICU主任后，他经常拿一个病人的情况去考科室医生，让他们用发散性思维去发现问题，从而把可能发生的问题拦截在萌芽状态。
曾洪伟讲述了一个曾经遇到的典型病例：一个产妇，出血3000多毫升，发生了肾衰竭转到ICU。产科出血3000多毫升，算不上多，为何发生肾衰？他检查了手术记录后发现，因为出血，医生用了1500毫升代血浆，术中血压还没有起来时，又推了利尿剂，另外术中出现电解质，特别是钙的不足。他很快分析出原因：代血浆用多了会造成凝血障碍，出血超过2000毫升在没有血源补充的情况下，越用越出血；利尿剂是把双刃剑，可以保护肾脏，也可以损害肾功能，必须在血压起来后，肾脏有供血的时候才能用，否则会损害肾功能。找到原因后，他立即对症处理，化解了一场救治危机。
由此，曾洪伟提出对有风险的病人进行“预处理”：以前抢救失血性休克病人时认为要充分补血容量，而现在要适当；以前在救治中失血性休克病人血压要恢复到正常值，而现在是“控制性低血压”，因为在出血原因没有去除时血压越高出血越多；以前术中要补足液体，而现在是液体补充到血压等达到一定值后要控制性输液，因为输得多、出得少，在抢救后期没有减排会导致肾、肺、肝等脏器的损害……
曾洪伟带领团队对病人采取的种种“预处理”手段，不仅保障了病人的安全，更是避免了很多后续抢救的发生。
救人一命的成就感
在市妇儿中心医院，“预处理”机制作为一种先进的理念，不止在ICU实施。曾洪伟说，如今在孕产妇死亡中，出血仍是排在第一位，“虽然从以前的50—60%降到了如今的30—40%，但出血导致的死亡依然是第一位。”而在出血原因中，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又排在第一位，“国家二孩政策实施后，很多产妇头胎是剖宫产的，这就增加了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的风险。”
为了干预出现产妇大出血，市妇儿中心医院制定了严密的跟踪措施——一旦孕期保健中查出有前置胎盘或胎盘植入的，立即纳入跟踪随访，在34至35周的时候就进行剖宫产，以避免大出血事件的发生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市妇儿中心医院掌握了针对这个病患群体的“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技术”，让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的手术出血被普遍控制在1000至2000毫升，从而很好地解除了生命警报。
然而，技术的发展和理念的变化仍不能完全阻止危险的发生，作为我市的产科急救专家，曾洪伟仍常常奔赴在市内各地参与重大抢救的路上。
本报曾于2017年10月12日刊登一篇题为《全城大抢救：为了一个产妇的生命》的报道，被抢救者是名41岁的产妇，在武侯区第三人民医院，她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羊水栓塞，市产急办先后调集了10多名专家参与抢救，而曾洪伟便是其中之一。那天，他在手术室忙碌了一天，和其他专家一起，将类似于飞机失事事件一样生存概率极低的产妇拯救回来。
去年11月和12月，双流妇保院和双流中医院先后出现两例大出血产妇，曾洪伟接到市产急办派遣电话后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抢救。“很多抢救都发生在半夜，我必须像消防兵一样，快速穿好衣服，脸都没时间洗，就迅速赶过去。”他说：“外出抢救，还不敢开车，因为在赶到之前，一路上都要不停打电话了解情况、指导医生如何抢救，有时还要联系急救药品。”
就像一个拔河选手，曾洪伟把一个个在死亡边缘徘徊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拉回来，而自己的生活却因为抢救被割得支离破碎，“我半夜起床去抢救病人，爱人被吵醒就很难入眠，非常痛苦，但这就是我的工作，没有办法。”
不过曾洪伟总是沉浸在救人一命的成就感中。3年前，一名患者被他抢救回来，该患者的老公对他说：“只要老婆在，家就不会散。”这句简单的话，让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触动，“我们所做的，不仅仅是在救一个人，而是在拯救一个家庭。”他说，那个病人的老公事后用车拉了30份当地产的豆瓣和大头菜，非要送给ICU的医生和护士，人手一份，“虽然那些东西不值多少钱，却是病人及家属的一片情谊，让我们很感动，觉得为病人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
曾洪伟：与死神拔河的人
他只是市妇儿中心医院医生的一个缩影 他们的努力保全了一个又一个完整的家庭
邓晓洪 吴敏/文 吴胤强/图
曾洪伟组织科室医生进行病案讨论
这是医院里最特殊的地方，两扇木制房门似乎永远关闭着，门沿上方写着“ICU”（重症监护室）。夜晚，字母上的LED灯散发出蓝莹莹的光，让这片区域更加静谧。
但静谧中却有种不为人知的紧张。ICU里住的都是疑难危重病人，或许就在某一个时刻，突然发生的状况会让他们面临生死考验。
在ICU里，死神在拖拽病人，而这里的医生又使劲拖拽回来，两者之间就像拔河。但静谧中却有种不为人知的紧张。ICU里住的都是疑难危重病人，或许就在某一个时刻，突然发生的状况会让他们面临生死考验。
曾洪伟，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妇产科ICU主任，他就是与死神拔河的人。他所带领的团队抢救的，是以产科和妇科危急重症为主的女性患者。
2017年，成都市的孕产妇死亡率降到4.66/10万例，创历史新低，且低于北京、广州、深圳等多个一线城市同一年度数据，达到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。作为成都市孕产妇救治专家组成员之一，曾洪伟带领团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被捆绑的周末
约曾洪伟做采访，是件不易的事情。一次遇到突发抢救，一次又是紧急会诊，最终确定下来，是在1月21日星期天下午。那天成都难得地出了太阳，全城的人都涌到户外，把身体舒展在阳光下。这天曾洪伟却在家睡了个懒觉，这样的机会对他来说像得到个奢侈品。
就在前一天，他赶回医院，指挥了一次抢救，整个周六，就在紧张中度过。
病人是个28岁的孕妇，几天前来孕检，门诊医生发现她血压特高，明确有孕高症，立即被收入住院，很快转到ICU，控制好后又转回普通病房。此病人在入院前两周体重从150斤增加到170多斤，“过度肥胖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变化快，她体内水肿是病态的变化。”若继续怀下去，生命风险非常高，1月19日，医生为她提前做了剖宫产，婴儿送入新生儿科，在暖箱里继续发育成长，而产妇又一次送入ICU。
进入ICU的病人有个特点，尽管一切生命体征都在严格的监控之下，但病情说变就变。20日早晨8点，护士在为她擦洗时，发现她反应不好，手脚力量差，立即通知医生。医生一看，两只眼睛的瞳孔都不等大了，有脑疝的特征。就在医生检查的时候，病人就叫不答应了，从昏睡发展到浅昏迷状态。抢救立即启动。
曾洪伟接到电话，仔细听医生将情况描述后，马上发出抢救指令：1、用甘露醇；2、做头颅CT；3、若呼吸不好立即做插管；4、跟家属和产科沟通；5、将监护仪记录调出来，从下半夜开始每15分钟一次查看……一边吩咐，他一边换衣服，噔噔噔冲下楼，开车前往医院。
“监护仪上的记录都没有显示出有问题，CT检查发现，病人全脑水肿，都形成脑疝了。”抵达医院，对症抢救已经展开，他请了产科、神经内、外科专家来会诊，其他专家也证实了他的判断：孕高症引起的颅内高压。他指导医生为病人进行脱水，“脱了5000毫升，颅内压终于下来了，双侧瞳孔对称了。”
准确说，这种病的名称叫“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”， 曾洪伟说，是一种很特殊的病，多见于孕高症妇女，“严重颅内水肿后，就产生了意识障碍。”如果判断不准确、抢救不及时，病人很容易丢掉性命，而这名产妇的生命，在曾洪伟与死神的拔河赛中被拉了回来。
在病人看来，发生状况，医生实施抢救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医生的职业赋予了他们的职责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医生牺牲了很多原本应该拥有的自我。曾洪伟说，周末、节假日基本就是个概念，“随时都可能发生抢救事件，作为重症医学科主任、成都市孕产妇救治专家组成员，有抢救必须上，节假日也要待命，如果想离开成都，那就必须报院长批，什么时候走、什么时候回来都需要写清楚，还不一定能走得脱。”他说，基本上属于“被捆绑”的。
炼成最好的“拔河选手”
毋庸置疑，在整个成都市属医院中，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的妇产科重症医学科是最好的，有很多此前认为“必死无疑”的孕产妇在这里起死回生。能把濒临死亡的病人通过抢救拉回来是件了不起的事，但曾洪伟说，要做到真正了不起，其实是要做到尽量不让后面的大抢救事件发生，“在医学上，我们称之为‘预处理’，就是能够预见风险点，有针对性地处理。这是需要历练的。”
曾洪伟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后，在内江一边当老师教外科学，一边做外科医生，1992年才辞掉教职专门从医，在医院分管急诊和ICU。这几乎是医疗上的两个极端：急诊要求在有限时间里对疾病做出准确判断，而ICU要求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把危重病人抢救回来。为了做好这两份工作，他除了外出进修了两年半外，还主动申请去各个科室轮转，目的是充分了解各种不同疾病的处理方法。那时他已经是副高职称，“科室主任的年龄都跟我差不多，我还在和刚毕业的医生一起轮转，但我知道我想做的是什么，一点都不觉得丢脸。”
有一个急诊事件让他深知医生的临场应变多么重要。一次他到距离城市40多公里的偏远山区出诊，病人是名乡村医生，有慢支炎和肺气肿，因为喘不过气了才拨打120求救。他赶到后，用听诊器一听，判断是气胸，可当时的救护车上设备很简陋，没有放气的设备，如果拉回医院抢救，病人恐怕会死在半途。他灵机一动，找来一个输液器、一个长针头，还有一个装满液体的输液瓶，将瓶中液体倒掉一半，用输液器连接到瓶内，然后用长针头为病人放了气，紧接着把病人转回医院。
就是这灵机一动拯救了那个乡村医生，“就地取材、打破常规，医生需要这种应急能力和应变能力。”他说，急诊和各科室轮转的经历成为他的一笔重要财富，从这段经历中，他学会了多角度去思考，“从这个病人身上还可能出现哪些问题？有怎样的办法去解决？”在市妇儿中心医院当ICU主任后，他经常拿一个病人的情况去考科室医生，让他们用发散性思维去发现问题，从而把可能发生的问题拦截在萌芽状态。
曾洪伟讲述了一个曾经遇到的典型病例：一个产妇，出血3000多毫升，发生了肾衰竭转到ICU。产科出血3000多毫升，算不上多，为何发生肾衰？他检查了手术记录后发现，因为出血，医生用了1500毫升代血浆，术中血压还没有起来时，又推了利尿剂，另外术中出现电解质，特别是钙的不足。他很快分析出原因：代血浆用多了会造成凝血障碍，出血超过2000毫升在没有血源补充的情况下，越用越出血；利尿剂是把双刃剑，可以保护肾脏，也可以损害肾功能，必须在血压起来后，肾脏有供血的时候才能用，否则会损害肾功能。找到原因后，他立即对症处理，化解了一场救治危机。
由此，曾洪伟提出对有风险的病人进行“预处理”：以前抢救失血性休克病人时认为要充分补血容量，而现在要适当；以前在救治中失血性休克病人血压要恢复到正常值，而现在是“控制性低血压”，因为在出血原因没有去除时血压越高出血越多；以前术中要补足液体，而现在是液体补充到血压等达到一定值后要控制性输液，因为输得多、出得少，在抢救后期没有减排会导致肾、肺、肝等脏器的损害……
曾洪伟带领团队对病人采取的种种“预处理”手段，不仅保障了病人的安全，更是避免了很多后续抢救的发生。
救人一命的成就感
在市妇儿中心医院，“预处理”机制作为一种先进的理念，不止在ICU实施。曾洪伟说，如今在孕产妇死亡中，出血仍是排在第一位，“虽然从以前的50—60%降到了如今的30—40%，但出血导致的死亡依然是第一位。”而在出血原因中，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又排在第一位，“国家二孩政策实施后，很多产妇头胎是剖宫产的，这就增加了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的风险。”
为了干预出现产妇大出血，市妇儿中心医院制定了严密的跟踪措施——一旦孕期保健中查出有前置胎盘或胎盘植入的，立即纳入跟踪随访，在34至35周的时候就进行剖宫产，以避免大出血事件的发生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市妇儿中心医院掌握了针对这个病患群体的“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技术”，让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的手术出血被普遍控制在1000至2000毫升，从而很好地解除了生命警报。
然而，技术的发展和理念的变化仍不能完全阻止危险的发生，作为我市的产科急救专家，曾洪伟仍常常奔赴在市内各地参与重大抢救的路上。
本报曾于2017年10月12日刊登一篇题为《全城大抢救：为了一个产妇的生命》的报道，被抢救者是名41岁的产妇，在武侯区第三人民医院，她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羊水栓塞，市产急办先后调集了10多名专家参与抢救，而曾洪伟便是其中之一。那天，他在手术室忙碌了一天，和其他专家一起，将类似于飞机失事事件一样生存概率极低的产妇拯救回来。
去年11月和12月，双流妇保院和双流中医院先后出现两例大出血产妇，曾洪伟接到市产急办派遣电话后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抢救。“很多抢救都发生在半夜，我必须像消防兵一样，快速穿好衣服，脸都没时间洗，就迅速赶过去。”他说：“外出抢救，还不敢开车，因为在赶到之前，一路上都要不停打电话了解情况、指导医生如何抢救，有时还要联系急救药品。”
就像一个拔河选手，曾洪伟把一个个在死亡边缘徘徊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拉回来，而自己的生活却因为抢救被割得支离破碎，“我半夜起床去抢救病人，爱人被吵醒就很难入眠，非常痛苦，但这就是我的工作，没有办法。”
不过曾洪伟总是沉浸在救人一命的成就感中。3年前，一名患者被他抢救回来，该患者的老公对他说：“只要老婆在，家就不会散。”这句简单的话，让他内心产生了极大的触动，“我们所做的，不仅仅是在救一个人，而是在拯救一个家庭。”他说，那个病人的老公事后用车拉了30份当地产的豆瓣和大头菜，非要送给ICU的医生和护士，人手一份，“虽然那些东西不值多少钱，却是病人及家属的一片情谊，让我们很感动，觉得为病人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